心理科普
团体治疗文献||超个人网络或矩阵(the transpersonal network or matrix)日期:2025-04-27 浏览:966



说明

译者在学习团体治疗过程中,一直对于“作为整体的团体”(group as a whole)概念感到困惑。这两年接触团体分析(group analysis),发现Foulkes的社会潜意识、团体矩阵及超个人沟通等概念对于理解“作为整体的团体”以及团体治疗的本质颇有启发。因此节译部分相关文献,与团体治疗同道共享,也希望帮助关注团体治疗的心理学爱好者深化对团体治疗的认识和理解。
以下译文来自团体分析创始人S.H.Foulkes与E.J.Anthony合著的“Group Psychotherapy :The Psychoanalytic Approach”第二版第10章P.258-260。本翻译仅用于学习交流,版权属原作者所有。尊重译者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
团体网络或团体矩阵的概念位于我们对团体内交流所有思考的核心。团体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矩阵,其中发生的事件是人际现象。这些关系和这些事件实实在在存在于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它们并非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只能通过两个人或更多人的互动才得以产生。这里我们观察到了一个新的要素。
过去人们关注疾病的焦点在于将其为个体人格的功能,但所有疾病(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以及每一种紊乱都涉及社会关系。很多时候,病情好转或恶化的最初迹象都表现在与他人的互动中。
社会矩阵可以被视为一个网络,就像大脑是由纤维和细胞构成的网络一样,这些纤维和细胞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单元。所有过程都在这个团体网络中发生,并且它们的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延伸以及强度都可以在这个网络中加以界定。我们在团体矩阵的网络中对它们的界定称为它们的定位(location)。
J. 罗施(J. Ruesch)和 G. 贝特森(G. Bateson)[1]在其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并在他们的论述中谈及“文化网络”(cultural network)、“个人内部交流”(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以及“人际交流”(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我们自己的团体工作类型为从多维角度研究沟通过过程提供了相当独特的机遇。
团体矩阵可被视为团体内所有心理活动的运作基础,就如同个体的“心智”(mind)是其自身所有心理活动的运作基础一样。其力线可被设想为直接穿过个体成员而存在,因此可以被称为一种超个人网络(transpersonal network),类似于磁场。个体则被视为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悬浮其中。
特别是通过它们的神经系统和大脑,团体成员的机体处于一种交互作用的状态,处于一个共同的场域,处于相互渗透和沟通之中。它们时而通过一个嘴巴说话,时而通过另一个嘴巴说话。团体内部活跃的思潮可能在某个特定个体身上或在某些人之间表现出来或者达到成熟,或者说在个体身上“人格化”。但是无论团体内部发生了什么,我们总是将其视为整个团体中正在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这种特定的团体情境中所发生的一切,只要是可以被察觉到的,都是沟通;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发出的信息和接收的回应,都属于沟通。这种沟通同时涉及多个心智层面,且在所有这些层面都具有意义。在任何特定时刻,沟通主要发挥作用的层面取决于发送者和接收者。
在思考心智层次时,我们可以将其形象地比作阶梯上的一个个台阶。在阶梯的某一级之下,通常来说,心智内容在分析学意义上是“潜意识”的,并且以“初级”语言来表达。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种内容才会上升到更高层次并变得“有意识”。在阶梯的顶端是清晰、逻辑性的言语交流。在这个层面上,心智的“次级”过程起作用,次级过程在精神分析意义上是相对于潜意识思维的“初级”过程而言的。言语是清晰(次级)思维沟通的主要媒介,但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沟通的过程本身,而非通过言语进行的实际信息传递。
当达到完全沟通的水平时,如果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此时尚未解决,就再无其他办法可施以应对,除了解决它。但是神经症性障碍——更不用说精神病性障碍——都与欠缺沟通能力并因此受到阻碍紧密相关。它无法进入更高层次的自由、不受干扰的沟通状态。症状的语言,尽管也是一种沟通形式,却是自闭式的。它悄悄地喃喃自语,希望能被人听到;其用言语传达的等效意义则是社会性的。这种沟通过程是所有其他治疗手段的媒介。它推动治疗进程向前发展,并使较低层次心智中的压抑和冲突、困难和纠结得以克服。因此,存在一个从症状到问题,从梦境到梦境背后的冲突的移动。这无疑是一个方向,沟通过程朝着日常语言表达的方向运行。
译者注
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1904-1980),英国人,其工作涉及人类学、社会科学、语言学、视觉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ist)、符号学和控制论等多个领域。著作包括《走向心灵生态的步骤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和《心与自然 Mind and Nature》(1979)。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贝特森和他的同事开发了精神分裂症研究的双重约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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